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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次贷危机

2009年7月第15期的《南风窗》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地产金融,吞噬金改》,对于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

【楼市的大买家就是产业资本和银行】

信贷快速增长导致融资成本较低,从而使得产能继续过剩。由于实体经济部门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投机成为可选操作之一,产业资本于是转向有国家大力支持的房地产业。

银行的管理层也同时面临着很大的放贷压力。相对来说,房贷要比实业贷款安全一些。

2009年以来,新增信贷涨势迅猛,1-5月份,新增信贷已达到5.83万亿元,预计上半年新增贷款可能超过6.5万亿。种种迹象表明,资金大规模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证据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表现为房地产商通过虚张声势的销售引诱更多消费者进入,而且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资本和信贷资金通过高息借贷等方式进入房地产业,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和银监会鼓励扩大消费信贷的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整个房地产业的资金链问题。

【购房能保值吗?】

曹建海认为:

原因在于,现有大中城市房价超过真实造价近10倍而透支未来上涨空间,投资住房已没有任何价值。以货币供给增长来衡量,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预计为55.2万亿元,约为2003年的M2为22.1万亿元的2.5倍,而目前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约为2003年水平的3-5倍。即使在房屋总供给量6年不变的情况,房价上涨速度已远超过了货币投放增长速度,已经失去了上涨空间;从人均住房面积看,2003年我国城镇人均23.7平方米,2009年将超过30平方米,这是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均房屋面积增加。

曹建海的分析还是值得商榷。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来说,确实聚集着巨大的需求。每年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家乡或者中小城市无法找到工作,就在上海和北京就业;已经在这些特大城市的新北京人和上海人,又想法设法想把父母接到一起居住。由于中国城市发展之间的严重不均衡,使得对于特大城市的住房需求高居不下。但目前情况下的实际需求已经被投资需求严重挤压,房价已经沦为投资品。

【银行违规贷款的动力】
曹建海认为:

商业银行大规模贷款的底气何在呢?在我看来,银行之所以敢在房价极高价位“坐庄”,根本的底气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中央再次强调房地产业在当前阶段的支柱产业地位,并最大限度地进行房地产救市,强化了银行决策者对于“房价只涨不跌”的信心。就是说不管是否会出现断供,只要银行有机会拿回房产抵押物,银行就不会出现蚀本的情况——这与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前的金融公司何其相似!第二,由于中央把“保增长”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给了主要由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高管这些“廉价代理人”豪赌的机会:如果有幸不会出现“次债式危机”,则宽松货币政策下的大规模放贷,可以巩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全球银行业中“最赚钱公司”的地位,而且可以借此自己给自己制定更高年薪、享有更多分红;而一旦出现不可控制的信贷危机,则可以以完成政治任务为自己开脱,并寻找财政注资以弥补信贷损失。

国内商业银行高管这种“廉价代理人”身份注定了国内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即“负盈不负亏”性质,这决定了银行业在房地产信贷中的豪赌趋向,必然为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深重的隐患。

【房价何时反转】

曹建海认为:

很难拖延到明年3-4月份,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中旬,即9月份左右实现逆转。原因在于,目前决定房地产供求的所有因素均不支持房价上涨,唯一的变数就是货币政策。根据我的判断,中国目前的宽松货币政策,除了造就资产市场的过度投机之外,对实体经济不仅无益,反而加深了危害,阻碍了经济回暖的步伐,这种政策将在下半年调整;另外,中国今年年初确定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17%即8万亿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8万亿,这些目标的上限将在9月份之前完成。为了控制节奏,中国政府必然实行“慢刹车”政策,大规模信贷特别是违规信贷将会受到较大限制,资产市场上涨的局面将会得到控制。

反过来,如果中央政府认为经济增长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在2009年年初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上限基础上进一步放松投放,则今年房价的上涨难以遏制,房价将在2010年3-4月掉头向下。因为没有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投放必然酿成恶性通胀,在恶性通胀的“覆巢”之下,经济将进一步停滞,失业会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也会被迫实施严格的紧缩货币政策,那时炙手可热的房市,势必成为银行、开发商、投机客手中的烫手山芋,房价暴跌势不可免。至于商业银行能不能保护好其资产的安全性,而一些由于房屋信贷陷入危机的银行会不会向中央财政伸手要求救援,中央财政救援商业银行是否征询民意,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无论如何,2010年将是房价下降不可逆转的一年,预计这个下降走势将持续到2012年达到谷底,并将经过一个漫长的稳定时期。

【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的风险】

《财经》经济学家、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就目前信贷激增潜在的风险进行剖析,他认为过快的信贷投放正以两条渠道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是产能过剩,二是资产泡沫化。

如果中国继续走产能扩张型增长路径,将很可能面对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低利率—高产能—低增长”的困境。

如果企业与居民同时进行运用信贷和存款资源的高风险资产操作,则资产泡沫化将可以预期,一旦商业银行贷款层面出现因信用风险而导致的可贷资金下降,市场利率(非中央银行确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必然上升,而这将对资产泡沫构成致命挤压。随后形成的问题是,整个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运行的资金基础将不复存在。

《财经网》专栏作家张志雄在《金融“泡泡”吸不掉过剩产能》中提到了一个小插曲:

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我与一位知名的日本投资者聊天,他准备与中国上市公司合作,投资房地产。我告诉他,内地房市与股市的萧条即将来临,他此时何必凑这个热闹。日本人笑道:对,泡沫会破掉,但更大的泡沫会跟着来。根据当年日本的经验,政府会帮助这样做的。今天看来,这位投资者极有可能是对的。

陆磊:资产泡沫化逼迫宏观调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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